• 刘俊利:站在“雅典民主制历程”的上方
  •           2014/12/17     浏览()     【
  • 站在“雅典民主制历程”的上方

    刘俊利

    [摘要]雅典民主制,是被脸朝后被拖进来的。其立法初衷,都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雅典民主制的深层次的内涵,包括民主的基础是法治、民主的本质是平等、民主的形式是精英统治、民主的主旨是美好生活。希波战争,客观上为民主制的运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壮大了民主力量,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发展。伯罗奔尼撒战争,则导致集体的失理性,及雅典公民开始丧失对民主制的信心。

    [关键词]雅典 民主 历程 战争

    从公元前594年,梭伦建构民主制基础算起,雅典民主制已历经2600多年。其间在沉默了1600年(公元前337-公元1260年代)后,雅典民主制逐渐借助后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雅典的民主制故事,所依托的原始材料主要有四类。一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普鲁塔克的历史著作;二是,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三是,民主制中后期的戏剧剧本和演说词;四是,考古挖掘的民主制中后期的铭文等文物。这些为数不多的原始材料,时间跨度达两、三个世纪,在叙述雅典民主制时,有的语焉不详,有的属于文学体裁,有的属于哲学论述。英国学者邓恩认为,讲述雅典的民主制故事,面临政治制度本身的模糊性、史料证据的零散性和历史的延续性等三个障碍。[1]P20-21面对如此困难,讲述雅典的民主制故事,容易“剑走偏锋”,离其自身渐行渐远。如忽略史料的时间维度,将公元前4世纪的史料用于描述公元前6世纪的社会现象,就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等。这种“变形”的故事,又影响了我们从雅典民主制中汲取营养。因此,让雅典讲自己真正的民主制故事,需要站到雅典民主制历程的上方,从空中俯瞰,准确理解与运用原始材料,才能窥得雅典民主制的全貌,还原雅典民主制的原貌。从而理解雅典民主制的精髓,帮助我们走向未来。

    一、民主,被“脸朝后”拖上政治舞台

    英国学者邓恩认为,雅典的民主制是脸朝后被拖进来的。他认为雅典确立民主制,“并非是通过让人们遥想那光辉的往昔,或是使其听众回想起他们有意追寻的荣耀,回想起他们已急于归属其中的光辉。”[1]P31雅典的民主制不是雅典公民有意为之。不论是梭伦,还是克里斯提尼,其立法初衷,都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雅典民主制登上政治舞台,完全是时事逼迫的“应景之作”。

    有限的经济总量与浓厚的参与意识,共同构成雅典民主制的“幕后黑手”。雅典能够确立民主制,有其独特的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以“经济总量的规模小”和“广泛的集体与参与意识”为主,它们共同形成了雅典民主制的“幕后黑手”。

    “雅典全城到处挤满民众,人群从各方拥往阿提卡地区要过安全的生活,整个国度的土地贫瘠作物的产量很低,海外的商人不愿将货物运进来,因为没有可供交换的东西。”[2]P205“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连绵不绝的山脉,不仅限制了当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把乡村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3]P102土地贫瘠,经济不发达,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严重限制了贵族的财富占有量。加之雅典贵族间矛盾复杂,不能形成合力等。这些决定了雅典没有一个家族拥有足够的财富,以建立系统的官僚体制和有规模的军队。

    此外,雅典公民还具有集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传统。雅典地域狭小,且常面临外邦威胁,军事冲突不断。而战争需要全体公民参与,由此形成了集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传统。“(梭伦)认为每一个市民(公民),不应该对于公众利益抱着漠不关心和置身事外的态度,只是一心想要保障私人事务的安全,或是对社会的骚乱毫无知觉而感到沾沾自喜。”[2]P202雅典人甘愿为城邦做一切事情,他们将城邦视为是“能借以全面实现其精神、道德与理智能力的唯一框架”。[4]P94浓厚的集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促使雅典“公民积极地参与城邦管理,并且认为那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5]

    贵族实力均衡且矛盾激化,将梭伦推上了政治舞台。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制基础。一般认为,梭伦改革的背景是贵族与平民间矛盾激化。其依据为《雅典政制》,“发生了显贵阶层与大众之间长时间的派别之争。……要是他们(六一农)未能交纳地租,他们本人及其孩子就会被掳去,并且,所有的借贷均是以人身为担保。”[6]P3但如果我们详细阅读《雅典政制》等原始材料,就会发现当时的矛盾错综复杂,既有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也有贵族间矛盾,更有因政体追求不同的党派矛盾。“派别之争十分激烈,而且各个派别长时间地相互对峙。”[6]P6“雅典人又陷入政争的古老危机之中,这个国家有许多对立的党派如同形形色色的地貌:山地的居民倾心于民主政体,平原偏向寡头统治,生活在海滨的人民向往一种混合的政体。他们都在尽力防止另外的党派占优势……。”[2]P192-193“为数众多的农民心怀不满,贵族世家相互寻衅结怨。”[7]P7因为“他们担心哪个家族会提出缓和贫穷的诉求,试图赢得赤贫的农民和其他团体的支持。”[7]P6所以,选择了没有卷入矛盾的梭伦。赋予梭伦以改革法律的大权,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因此,梭伦执政的主要原因,应是贵族间势均力敌,且矛盾激化。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加快了梭伦上台的步伐。于是,成为执政官的梭伦,在不触动原有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开始创造性地解决当时棘手的难题:用“解负令”缓解富豪与贫民间矛盾,给平民以参政和申诉的机会,用财产限制国家重要公职人员的范围等。

    为联合平民战胜对手,雅典民主制逐渐走向繁荣。如果说梭伦上台是各派贵族妥协结果的话。那么,克里斯提尼则是在平民支持下执政的。梭伦改革十几年后,雅典国内动荡加剧,“此时,动荡四起,原因不在于梭伦的改革不可行,而在于贵族自相争伐,意图掌控整个民主制度。”[7]P14“这两个人(克里斯提尼和伊萨哥拉斯)都全力以赴,力图夺取最高统治权,而克里斯提尼发现自己在斗争中处于劣势,于是就寻求民众的支持。”[8]P281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克里斯提尼在获得平民支持下,得以改革宪法。而梭伦改革后,经过僭主庇西特拉图的努力,雅典民主制的基础已非常牢固。为报答平民的支持,克里斯提尼沿着民主制的轨道,继续前行,建立民主制。“克利斯提尼及阿克密尼德家族所以能在雅典卷土重来,完全是因为有平民——贵族以外的农民与工匠支持。”英国学者约翰·索利猜测,“对于克利斯提尼与平民代表之间协商的情形,我们一无所知,只能断言,双方必定存在某种默契,无论详情如何,克利斯提尼想必心知肚明,宪法修订务须争取大多数平民的支持,作法则是让平民在政府的运作上握有实权。他想必很快便察觉,无论是否心甘情愿,此举意味着,他必须打破贵族家族对整个政治体系的掌控。”[7]P21当然,“克利斯提尼在改革过程中,显然不反对牺牲其他氏族,竭尽所能为自己的家族争取权益。”[7]P22

    “雅典的历史许多年来是围绕着阿尔克门尼和庇西特拉图这两大家族间的争斗而展开的;后者同样是一个贵族家族,但它的力量却建立在较为贫穷的平民阶级的拥护和对平民的不满能加以利用之上。”[9]P254为取得优势地位,贵族中的某一派采取拉拢平民的策略,以战胜对手。这就形成了一种“惯例”,谁要在贵族间争斗中赢得先机,谁就必须给平民以“实惠”。于是,雅典的民主制,前后叠加,逐渐累积,最终达到“伯利克里时代”的顶峰。

    二、民主,不仅仅是“民主”

    亚里士多德认为,决定一个政体性质的因素主要三:议事、官职和司法。即谁来决定国是?官员如何产生及如何监督?法庭由谁通过何种方式组成,并审理哪些案件?[10]P148按照这一标准,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为雅典制定和实施的法律,应属于民主政体。克里斯提尼的法律规定,由全体年满20岁的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乃至家庭琐事。官员由选举或抽签产生,且除十将军外,所有官员任期一年,并须接受考核。由6000名抽签产生的陪审法官,组成陪审法庭,定期开庭审理案件。同时,制定陶片放逐法,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放逐人选等。大约经过65年的变迁后,进入“伯利克里时代”(公元前443-公元前429年),雅典的民主制达到顶峰。当时,雅典几乎所有官职都向每个公民开放;并且实行了公职津贴制度。“由全体民众参加的公民大会真正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并对其他专门机构和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以及每一公民无论出身和财产状况,原则上都有担任公职的权利,是这一政治原则充分实现的标志。”[11]然而,这些仅仅是雅典民主制的“外表”。探讨雅典民主政体的演变过程,不能仅仅止步于这些表面现象。只有透过这些表象,揭示其深层次的内涵,才是我们研究和学习历史的真正目的。

    民主的基础是法治。法治就是按规则治理,按章法行事。既然雅典城邦是广泛参与、轮番为治的公民团体,“它必须有规章,要按规章治理。就是说,城邦要有关于公民资格、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要有行政机构、议事机构和法庭的选任、组织、权限、责任的法律,这些是国家法,即宪法。还要有关于财产、继承、契约等等的私法,以及把血亲复仇的古代惯例,转化为国家负责惩处犯罪行为的刑法。于是,政治和法律两者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语”。[12]P478梭伦就曾用“英雄体的风格阐明法律的观念:雅典人乞求大能的朱庇特,好让法律获得赞誉和至德。”[2]P181-182在梭伦改革时,他就把自己制定的法律“颁写在木板上,竖立在王室柱廊里,所有人都发誓恪守它们。”[6]P8克里斯提尼也是通过修改法律实现其改革目的的。[6]P8,26到“伯利克里时代”,“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13]P130“在雅典人看来,法律是个人与城邦之间的神圣契约,是不可违背的;合法与非法,犹如白昼与黑夜,界限分明。因此,遵纪守法成为雅典人的共同要求和自觉行为,苏格拉底明知抱屈含冤而慷慨赴死,典型地反映了雅典人的信法、遵法意识。”[14]

    民主必须以遵法、守法为基础,这应是曾被屏蔽的雅典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尊重和服从,也是民主的诉求。一旦一个决议或法律由公民大会做出,任何人都要尊重并服从。民主“要求你接受、遵守,最后甚至是屈从于你的大多数公民同胞的选择。”[7]P12

    民主的本质是平等。民主政治,首先“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是“各种职位都有抽签选定”;再次是“公职人员要对他们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取决于人民大众。”[8]P176可见,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平等,主要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参与国家管理人人平等,成为国家公职人员人人平等,监督国家公职人员人人平等。梭伦改革,通过“解负令”,赋予债务奴隶以身份上的平等;规定不同等级担任不同职务,使国家公共职位开始向公民开放;扩大公民大会职权,并规定各等级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赋予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平等权;成立陪审法庭,并规定从公民中选取陪审员,赋予公民审判和监督的平等权。克里斯提尼改革,则进一步扩大了公民大会权力,增强了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力度等。到“伯利克里时代”,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财产限制被解除,平等得到进一步强化。雅典的民主制“让其公民在面临私人争端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他们经由个人的优异与努力而平等地自由竞取公共荣誉,或是不管其自身的财富与社会背景如何,去追求对城邦的领导。”[1]P15

    在不断走向平等的雅典政坛,政治领袖成了公民的“奴仆”。“人民认为他们有权处理他们的领袖,就像我认为有权处理我的奴仆一样,我要求我的仆人给我提供丰盛的必需品,但却不许他们染指;人民也认为国家的领导人应该为他们尽量提供各种享受,却不愿领导人自己有任何享受”。[15]P43当政治领袖站在公民大会或者公民法庭上面对民众或者陪审员发表演说的时候,民众不但和他们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且他们还认可了民众的决策权,从而强化了民主政治“主权在民”的观念。[16]

    民主的形式是精英统治。“即便在最民主的时候,雅典政府也是由相当数量的贵族进行幕后操纵的。曾带领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走过辉煌几十年的贵族领袖伯里克利,试图通过对各个政治团体的有效控制和自己的声望长期管理国家事务,即使在其没有正式职务的时候也是如此。”[17]P115有学者统计,在民主的雅典,没有一个真正的贫穷的公民能够成为民主政治的领袖,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出自富人阶层。[18]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即是演说家,是说服者和建议者,他们对民众的领导是通过演说来实现和完成的。“伯里克利是通过演说而不是武力控制民众的。语言,这一民主政治中的演说家可以获得的唯一可能的控制方式,也是控制自由民众的最恰当的方式。”[19]

    可见,说服公民采纳自己的意见,成为重要的政治素质。这样,演说成为必不可少的从政素质,而穷人却没有这种专门训练。“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政治领袖只称得上是他本人的领导,而且在公民大会上没有正式身份。要验证他是否具有领导这一身份,简单得很,只要看公民大会是否依照他的意愿、建议进行投票表决。”[19]

    民主的主旨是美好生活。人类建立政体的目的,是追求和保证公民过上美好生活。“人们即便并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照样要追求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也会把他们聚集起来,各自按自己应得的一份享有美好的生活。对于一切共同体或个人来说,这是最大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生存自身,人类也要生活在一起,结成政治共同体;……因为生活之中本来就有一份自然的怡悦和甜蜜。”[10]P85“一个城邦共同体不能仅仅以生活为目的,而更应谋求优良的生活。”[10]P90人们组成政治共同体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享受生活中自然的怡悦和甜蜜。政制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保证。可以说,政体是一种生活观念,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之一。

    作为政体形式之一的民主政体,其价值取向,也应是保证全体公民的生活更加美好。“平民主义政体的前提或准则是自由,自由的一个方面就是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而且,平民主义的公正是依据数目而不是依据价值而定的平等,以此为公正,多数人就必然成为主宰者,为大多数所认可的东西,就必然是最终目的,是公正。……自由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人能够随心如愿地生活。”[10]P213因此,追求并保证自由、平等、公正、美好生活,是民主政制最主要的主旨或根本目标。

    三、民主,盛也战争,衰也战争

    “城邦政治形式引发了频繁的战争,但这种形式的确激发了极为活跃的政治生活。”[17]P114在雅典民主发展史上,希波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两场生死存亡的战争。希波战争暂时消弭了国内矛盾,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雅典国力的兴盛。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暴露了雅典民主制的弱点,最终也因为民主制的弱点,使雅典失去了这场战争,从而加快了雅典的衰落步伐。

    希波战争“不仅留给他们英雄事迹的辉煌记忆,也迫使他们参与政治事务,让他们深信民主制度的优越性。”[7]P5希波战争成就了雅典的民主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战争客观上缓解了国内矛盾,为民主制的运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希波战争将雅典公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抗击波斯军队。一方面,雅典贵族间停止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亚里斯泰迪兹和泰米斯托克里斯)这两个人过去是死敌,但是由于他们具有当时少有的宽大的心胸,面对共同的危险时,忘记了彼此的分歧。拂晓,希腊的船只出海作战了。”从而赢得了萨拉米斯战役的胜利。[9]P271另一方面,民主制逐渐转化为政治行为。“克利斯提尼的民主制度赋予雅典公民前所未有的自由,让他们得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自行作决策。希波战争爆发时,雅典人才刚开始学习民主运作。”[7]P引言5

    战争壮大了民主力量,巩固并发展了民主制。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特别是雅典海军的胜利,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划船投入战斗的划手都是没钱将自己装备成重装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贫民这次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财产的重装步兵还要重大。”[3]P106“雅典民主制度的一些关键性事件,多半发生在希波战争期间,而且和这场战争或多或少也脱不了关系。”随着军舰的增多,海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平民参与到这场战争。而海军的出色表现和不断扩大,又淡化了传统陆军的重装要求,削弱了雅典贵族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都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巩固和发展。[7]P71

    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雅典繁荣的基础,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希波战争中,雅典建立了以其为首的提洛同盟,并借助这一同盟,雅典成为希腊霸主之一。通过提洛同盟,雅典用其他同盟国的资金,促进了其经济、文化的繁荣。“希波战争以后,人民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提高了,这就大大促进了民主政治进一步的发展。尽管雅典民主派的首领埃菲尔特斯被暗杀了,他的重任却落在伯利克里的身上,雅典民主运动的浪潮较前更为高涨了。”[20]P302311-312雅典由此进入“伯利克里时代”。

    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则加速了雅典民主制的衰落。“曾经辉煌的民主雅典,连同其内部政治领导,在旷日持久的大战中经历了病变、蜕化和覆灭的过程。”[21]希罗多德认为,民主政治是“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民主政治将政权交给了不知何谓“正确”、何谓“适当”的乌合之众。[8]P176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僭主制下的佞臣和平民制下的平民领袖都可以一手遮天,分别从僭主和这种性质的平民手中窃取大权。……他们(平民领袖)的地位日渐显著,因为权力在全体平民手里,而他们可以左右平民百姓的意见,群众们也甘愿听任这些人摆布。此外,那些对行政官员们心存怨恨的人也声称‘应该由人民来做决断’,群众们当然是喜不自胜地接受了这种邀求,于是乎官员们一个个威信扫地。”[10]P129民主制的这些弱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得以完全显露。“不难挑出雅典民主中某些残忍的方面,以及将个人权力与责任分散于公民全体之可怕,而此种分散又是民主使然。”[1]P29-30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集体的失理性。多数意志,如果受到某种偏激情绪的影响,往往违背理性和公正原则。而“由于缺乏对于情绪性行为的某些制约的制度机制,就使得普遍的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可能性依然存在”。[22]P34集体的失理性,首先表现为决策的盲目性。如战争初期对米提林城邦的决定。当雅典征服了叛变的米提林城邦时,公民大会先是决定处死米提林的所有成年男子,并把妇女和儿童全部罚为奴隶。但第二天,“雅典人民的情绪有了突然的转变,他们开始想到这样的决议是多么的残酷和史无前例——不仅杀戮有罪的人,而且屠杀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于是,公民大会做出了与此前相反的决定。[13]P204再如,雅典轻率地决定西西里远征等。集体的失理性,还表现为司法的随意性。大众集会票决式审判制度,就会因偏激而“强暴”司法,“其结果是司法背离了自身规律,公正自难保证。”如审判苏格拉底。“杀害苏格拉底的凶手既不是民主的罪过,也不是司法的过错,而是民主‘强暴’司法的结果。”[14]再如,“臭名昭著的‘阿吉纽西审判’:当有人向雅典公民指出,他们对将军实行集体判决,而不是对每个将军单独审判为非法时,据说雅典人暴跳如雷,‘如果有人居然不让人民做任何他们乐意的事情,那岂不是太可怕了!’”果是领导军队赢得胜利的6名将军,被立刻处死。阿吉纽西审判“把一场军事上的完胜变成了人民主权原则的耻辱性失败,玷污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所有主要机关:议事会,公民大会和司法系统”。[23]

    二是,开始丧失对民主制的信心。战争的失败,特别是战争中一系列盲目的决策和审判,“让雅典民主政治陷入低谷,公民大众对民主政治的信心也受到严重影响。”[24]公元前411年,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废止民主政治,改行寡头政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的公元前404年,雅典实行了30寡头统治。而公元前403年,雅典恢复的民主政体,已不再具有活力,更多的带有马克思所说的“闹剧”色彩。[25]P584“战争在把雅典从希腊世界的霸主变成斯巴达的跟班的同时,也让雅典富有爱国心的公民们丧失了对民主政治的希望。战后斯巴达人扶植的三十僭主所以得到相当部分雅典公民,主要是上层公民的支持,并利用非法手段进行统治,与雅典公民对民主政治的失望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24]

    四、结论

    雅典民主制,是一些重要政治家在特殊条件下和特殊社会氛围中,为战胜敌对势力而采取的应景之作。这种民主制,以解决现实的严峻问题为突破口,在传统政治结构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沿着扩大公民权力的方向昂首阔步。它以参与公民大会、选举和抽签参加国家管理并受公民大会审核和考察、参与司法以保证司法公正性等为外显行为。其基础是法治,其本质是平等,其形式是精英统治,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美好生活。当然,这种民主制,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具有个性的经济特征,与广泛而深厚的参与意识和集体意识,一起构成推动雅典民主制的“幕后黑手”。这些,都应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学习雅典民主制的重要内容。


    本文发表于《历史教学·中学版》2013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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