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悦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是与非
  •           2012-11-21     浏览()     【
  •                                            学习时报 20121029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达尔文根据大量调查研究,证明地球上各种生物是在遗传、变异、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达尔文可能没有想到,他创立的生物进化论会被斯宾塞等人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他在生物界发现的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他更不会想到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广泛、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介绍进中国的。当时的情形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列强进而群起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康有为等维新派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寻找变法的根据,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为的变法理论新奇但充满臆断,自然遭到守旧分子的猛烈抨击和抵制。正当此时,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朋友和坚定支持者,他的《天演论》(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的是进化论部分)是宣传生物进化论的著作。但是,严复翻译这部著作,目的并不是为了向国人介绍这一自然科学学说,而是借以说明“自强保种”的道理:“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因此,他并不严格按照赫胥黎的原文翻译,而是用加按语的形式,往里面加进了斯宾塞的观点和自己的发挥。他是在借赫胥黎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即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唤醒国人:如果再不变更旧法,发愤图强,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眼前。他加进的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才是他要向国人传达的核心思想。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历史的吊诡之处:斯宾塞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同生物界的进化过程一样,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原则在人类社会里也起着支配作用,是一种鼓吹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为帝国主义侵略落后弱小国家服务的理论。而严复则是反向用之,意在说明中国应该顺应“天演”的规律,发奋自强,避免被列强瓜分的惨祸,保持民族的独立,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生存下去。社会达尔文主义“以生存竞争的理论适应了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陈旭麓先生语),它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显然是康有为囿于传统文化概念的“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理论所无法比拟的。
      正因为如此,《天演论》一出,马上就抓住了中国人的心,迅速风行。《天演论》对中国变法救亡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胡适的回忆中可见一斑。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描绘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在这种思想观念激励下,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改革和革命的历史剧,推动着中国社会向着现代社会迈进。

    但是,且慢。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把双刃剑,这不但是因为它在强弱两极对立的格局下,既可以为强者欺凌弱者服务,又可以为弱者发愤自强服务;还因为它在势均力敌的各方之间,既可以促进各方的发展,也可以使他们之间互相残杀。孙中山对西方文明知之甚深,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孙中山早年也服膺社会达尔文主义,1896年说他“于西学则雅癖达文(Darwinism)之道”。1912年他修改了自己的观点,指出:“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但严酷的现实提醒他,人类还没有进化到这种理想状态,于是不久他又强调:“当此二十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非竞争何以有进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消极作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无遗,人们开始反思西方文明,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在他们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了“强权主义、奋斗主义、活动主义、精力主义,张而大之为帝国主义、军事主义”乃至“战争万能主义”,导致了世界大战,宣告了西方文明的破产。而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讲究秩序与和谐(虽然是不平等的秩序与和谐,但也优于平等竞争的互相残杀),可补西方文化之弊。严复一改先前的态度,1918年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灾难予以激烈批评:“亲视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胡适则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列强误用了,本来“弱肉强食”是“禽兽之道,非人道也”,列强“以禽兽之道为人道”,“不知‘天择’之上,尚有‘人择’”。在这方面,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派别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当然,他们的这种看法并没有发生多大的社会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已经扎下根来。以后的历史——不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还在反复上演着弱肉强食的历史悲剧。
      社会达尔文主义必然导致崇尚力量、强权和利己主义,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强者恃力凌人,可能会得到暂时的利益,但是,一来强中更有强中手,二来弱者会反抗,强者自己最后必付出代价,有时是很惨重的代价。国内,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可为明证;国际上,日本近代从扩张到失败的历史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可为明证。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社会进步和个人进步的推动力,但是,竞争必须限制在一定条件下,非此,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今世界,它已是一种过时的理论,必须摒弃。这“一定条件”,关键是两点,一是机会要平等,二是规则要一致,即参与竞争的各方必须要有相同的机会、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竞争。由于每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所处地理环境不一样,每个人生长的家庭、地区、国家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有国家、民族或个人不可能都站在一个共同的起跑线上赛跑,这是一个虽然残酷但又无法避免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以公平、正义价值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用法律、政策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就是绝对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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