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斌:要所谓“还原”,不能偏离历史大方向
  •           2012-8-17     浏览()     【
  • 要所谓“还原”,不能偏离历史大方向
    夏斌
    2012-8-15 15:01:55  来源:解放日报 2012.08.08
      “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由于其意气用事,围困商馆的强硬主张给中国招致战争横祸。”

       “背负百年骂名的袁世凯其实是晚清新政第一人,称帝是为了解决军阀割据等时弊。”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场充满了偶然性的事件。武昌起义第一枪能够打响,不过是一群缺乏组织的士兵临时起事的盲目之举。”

      ……

      在近年来的史学领域,一些研究者声称通过掌握和发掘出新的历史资料,发现了许多 “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种所谓“重新认识历史”的研究倾向,因为其注重细节还原和局部聚焦的特点,看上去似乎相当“真实”;对重要历史人物、敏感历史事件的评价竞相标新立异,又因为恰好吻合了对不少传统认识偏于“一元化”、“脸谱化”的逆反心态,在不少人看来也很有“新意”。

      于是,过去公认的历史定论如今受到质疑,曾经清晰的事实真相再度走向模糊,不同程度颠覆了人们的既有观念。

      学史、懂史、用史,我们应该怎样科学看待历史、怎样真正读懂历史,从而做到以史为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春瑜、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马戎在与记者的对话中,给出了他们的看法。

      由局部评判整体 不见历史前进主流

      解放日报记者夏斌 (以下称记者):近年来,伴随文献资料的丰富,海内外部分学者在 “还原真相”的名号下,对一些重要的近现代历史细节进行了深入挖掘。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如对近代史上几次农民起义的研究。例如,揭露太平天国上层普遍存在奢淫特权、义和团运动具有盲目排外、愚昧残暴等问题。据此,有人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而否定其历史进步动力的主流一面;继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新政”,贬抑辛亥革命,等等。这样的“重新评价”,真是让不少人特别是年轻的群体有些茫然了。

      王春瑜:历史上,农民起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学术上确实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一段时期却变成“唯一的动力”。这样一来,对农民起义领袖势必只能歌颂,不好辩证批判了。举例来说,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无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由于受到特定年代“三突出”等“左”的标准影响,该书也存在“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老神仙太神、红娘子太红”等不足。这样的问题,在特定时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应该被指出来。

      不过,借农民起义中个别人或个别群体的问题及其阶级局限性,来质疑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则显得不够严谨。同时,革命与现代化也并不矛盾。毛泽东同志曾阐明了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这是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以偶然替代必然 是典型的一叶障目

      记者:根据有些研究,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不过是一群下层士兵因为偶然因素临时举事,又因为许多偶然的结合而幸运成功,最终得到全国响应。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推翻封建帝制这样一场宏大事件,似乎成了一地鸡毛构成的戏剧性偶然,充满了随机和不可知的意味。并且,这样的说法因为伴随着种种细节的佐证,看上去颇具历史的真实感。

      马戎:你所说的这一现象,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体现,其危害性不容小觑。当前,确实有部分海外学者或所谓知情人士以“还原历史”的名义,放大社会发展的支流而否定主流,聚焦个别的表面的现象而否认事件的本质,孤立地分析阶段中的错误而否定整体过程,以此来非难甚至否定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我认为,在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讨论中,基本态度应该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学术研究和理性分析的角度来观察、评价历史,而不能仅仅抓住若干事实和个别结果就作出整体判断。

      王春瑜:从近代中国的演变来看,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这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具体体现,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必然,不会被偶然因素所打断或左右。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一个偶然事件也许能够成为转变发生的催化剂或者导火索,但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其进步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群众。这是历史前进的大方向,以历史的偶然替代历史的必然,是典型的一叶障目。

      领袖乃至个人当然可以推动历史的发展,例如明朝是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推翻的,但登高一呼的背后是成千上万的流民、饥民。光有一个时势造英雄,推翻旧王朝的行动显然不会成功。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之所以万古常新,原因在于不同时期的人对历史的理解会有所不同。这既是史学家学养不同而造成的,也是现实政治影响的结果。先师陈守实曾发挥王夫之的论点指出“史论即政论”,就很精辟地说明了这一情况。但是,史学家的著作中掺杂着现实政治观点的阐发,这是经过对大量史实研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与“随意剪裁历史”的做法具有本质的区别。

      刻意“清算审判”割裂社会的凝聚力

      记者:马戎教授最近撰文分析过看待历史的另外一种态度,即执迷于“秋后算账”或进行“责任审判”。反映在舆论传播中,一个表现就是片面宣扬历史伟人和英雄身上的所谓“污点”,从而消解、贬损他们的历史地位。

      马戎:我不主张那种刻意对历史人物进行“清算”的做法。对一些历史事件可以进行必要的反思,但切忌非理性污蔑和简单否定。如果总是对一些具体细节耿耿于怀,总想使相关责任人“污名化”甚至“焚尸扬灰”,甚至要求相关组织或人员承担 “间接责任”,很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埋下新的仇恨“种子”。这种做法对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是非常不利的。只会让民众对过去感到迷茫,对未来丧失信心。

      在这方面,我非常欣赏梁启超先生的态度。梁先生曾经激烈反对李鸿章,指责他“误国卖国”。但在李鸿章去世后,梁先生亲自为其写传,有褒有贬,对李鸿章所做诸事时的历史处境表现出充分谅解:“合肥(即李鸿章)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并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这是任公先生留给世人的警戒。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如英国的威灵顿勋爵、法国的戴高乐将军、俄国的彼得大帝。这些人未必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像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近年来也被人曝出曾拥有黑人奴隶。这些人使民众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和骄傲,因而人们愿意忽视或原谅其身上的瑕疵。与普通民众相比,知识分子的眼光是挑剔的,而且也应当如此。但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评价时,我们不应简单、轻率地毁掉英雄和偶像。事实上,有些重要历史人物,片面宣扬他们的所谓“污点”,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这一个人。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一个时代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是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

      “翻案”又回极端 思维定式应“解套”

      记者:除“清算风”外,近年来还掀起了一股“翻案风”,如帮商纣王喊冤、替“焚书坑儒”开脱责任、重新定义明末清初的洪承畴,等等。这样的论调具有很大的争议。

      马戎:历史研究中出现“矫枉过正”现象,前苏联算得上是一个典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家和学者一直在对当年的“历史批判”进行反思。俄罗斯学者利西奇金曾经仔细分析过西方国家鼓励苏联社会“重新评价历史”的做法:“在心理战中用历史做武器需要采用一系列具体方法。其中包括颂扬法和妖魔化法,将某些历史人物奉为神明或贬为恶魔,将某些历史时期捧上天或踩下地。”在对前苏联历史重新评价的过程中,赞扬白军将领邓尼金的文章发表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描绘成有着仁爱之心的君主,对其全家的处决则被详尽叙述以指责其非人道。在短短不到20年里,俄罗斯人面对同一批历史人物,他们的态度和观点出现如此大的反复和折腾,难道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我认为,研究历史、反思历史的关键,是要创造一个平和、冷静的社会氛围及健康心态,树立一种相对超脱和客观的态度。为此,可先从那些不太敏感的、在时间上距离我们比较久的历史人物或事件着手,逐步引导人们去分析和思考。当理性思维占据社会主流后,再转向对近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讨论,就有可能使人们从比较激进、感性、简单的思维定式中“解套”,这将有助于减少社会内部的分裂、对立和矛盾。而当我们对某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客观评价,从中吸收到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教训和经验后,这一页就可以顺利地翻过去了。

      王春瑜:年轻人应该读一点历史,但我们在读史时,需要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准确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既不要把秦始皇简单地写成暴君,也不能对“焚书坑儒”轻描淡写;不能看到南宋的经济、文化有一定的成就,就歌颂偏安一隅的宋高宗,甚至为秦桧翻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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